严歌苓查到金陵女子大学教务长魏特琳日记的一段记录：南京陷落的时候，所有女人在金陵大学避难，日本人要求他们必须交出100个女人，否则就要在学校中驻军，当时就有20多个妓女站出来了，使女学生们没有遭到厄运。短短几句话，无意成为这部小说创作的萌芽。小说都是编的，虚构的，当然历史背景是真的，事件的假定也成立，所以就感觉故事确有其事一样，这就说明作者成功了。还有就是对真实事件的改编，对于戏剧作品改编肯定要进行戏剧加工的，说白了就是虚构一些东西。真实改编的，源于真实，高于真实！可以想见，类似的事件在当年的南京大屠杀时比比皆是，只不过小说可能是根据原史实有加工之嫌。
也不能完全说金陵十三钗真是身份就是替女学生去死的妓女。
《金陵十三钗》小说的原作者严歌苓，曾经提到这部小说创作的灵感来自于南京被占领时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教师明妮·魏特琳的日记的一段记载——“12月24日，星期五。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幸好他带了一名翻译，这是日本使馆的一名年长的中国翻译，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严歌苓认为，这21人就是自愿站出来的妓女，她们的行为成了小说的蓝本。不过，有不少人质疑，仅凭这样的记载不足以认定她们是自愿站出来的，有可能是日军许以了什么好处。德国人拉贝是这么记叙这件事情的： “我们的明妮，她经历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她曾相信这些姑娘，像抱窝的老母鸡带小鸡那样保护着她们……明妮吃惊地绞着双手，看着差役闯进了安置有成百上千个姑娘的大厅……竟然有数量不少的年轻女难民（大家熟知的妓女）走了出来，她们对把自己安排到新的妓院里一点都不感到忧伤。明妮哑口无言！！”
假如拉贝的记载没有问题，那么这些被日军带走的妓女为何一点都不感到忧伤？这不免让人感到疑惑。日本有为南京大屠杀翻案的学者，就据此认为日军强掳军妓、慰安妇不实。
还有一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舍监的中国人程瑞芳曾经记载过这件事，但没有更明确的说法。除此之外，找不到描述这21位妓女心态的资料。
然而，严歌苓的推断是有依据的。
在南京被占领后，日本人曾让汉奸乔鸿年负责强征中国妇女作慰安妇，有记载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强征了100名。而乔鸿年的手段之一就是跟妇女们说“牺牲小我保护广大同胞姐妹”。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事实——日军设立慰安妇制度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防止士兵四处奸淫患上性病。
而慰安妇的悲惨遭遇，有一些中国妇女已经预料得到，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拉贝笔下这些妓女“一点都不感到忧伤”。
在人间地狱的南京，有一些妇女确实已经抱了觉悟，大屠杀幸存者曾讲述过这么一个故事：某天，三个日本兵一人挟着两个妇女嬉笑着拉往他们的住地。这时，另一个妇女边走边对日军说：“这两个人不懂道理，对皇军没有礼貌，不如放了她们，我一个人来慰劳你们！”日军明白了她的意思后，狂笑了一阵，就放了那两个姑娘。三个日本兵簇拥着这个妇女向前走。走到难民救济会门口，这名妇女突然抽出一个日军的刺刀，刺入自己胸中。
总而言之，严歌苓笔下为保护同胞姐妹自愿牺牲的妓女，是有可能存在，并非凭空虚构的。电影《南京！南京！》中，同样表现了这一点。
弱者保护更弱者，在当下人们需要放大这种真实。鲁迅还曾经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
这两年，“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的事件已非一起两起。当无辜孩子们的鲜血一次又一次刺痛大人的神经时，人们格外地想要看到弱者与弱者之间的帮助。
在1937年的南京，极端的民族之痛的背景下，张艺谋向人们提供了这一切。面对日军的暴行，教导团的士兵为保护女学生死光了所有人，一个15岁的妓女想为将死的“弟弟”弹上一曲不惜以身犯险，一个与女学生们同样年纪的小男孩自始自终遵循死去神父的遗志帮助女学生们逃离，而一个本想置身事外的美国“二流子”，也被弱者的悲惨遭遇激发出誓死保护她们的勇气。
而更让人触动的，自然是十二位金钗，毅然决然顶替十二位女学生去死。“都说婊子无情，我们今天就是要做一件有情有义的事情给他们看看。”商女犹能慷慨赴死，怎会不打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