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获国务院批复，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将成为中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和欠发达地区实现一体化发展、跨越式发展的示范区。
作为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中心，三晋大地和关中饱经战火，人口大量外逃，在经济重心南移之后，这里经济渐渐被沿海省份拉开差距，古代富饶的关中、河洛、河东地区，有怎样的历史？在这个位置设立经济三角区有什么意义？
山西省运城市、临汾市，河南省三门峡市和陕西省渭南市，共同构成了晋陕豫三省边缘“黄河金三角区域”，是以山西省运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圈。位于我国中、西部交界地带，通华北、联西北、接中原，在全国流通中，可以承东启西、贯通南北。但是，由于受行政边界分割的影响，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受到制约。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河南、山西、陕西三省代表团联合呼吁：建立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四市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2014年3月31日，国务院日前批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以探索省际交界地区合作发展新路径，推动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合作发展。
有关专家认为，该示范区的设立，有利于突破行政区划界限，整合区域优势资源，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实力，为中西部地区合作承接产业转移探索新途径、新模式、发挥典范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示范区不仅给三门峡带来又一重大机遇，在该市形成政策的叠加之势，同时必将为中原经济区突破省际行政区划制约、增强对周边的辐射带动提供有益借鉴。
黄河多三角地理位置
在中央鼓励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中西部互动发展的大背景下，这块5．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显示出了更多的想法和愿望，三地政府官员频繁往来、积极磋商，一个共同的构想是协力打造黄河新三角经济圈，使其成为中西部结合点上的“飞地”。
这是一个极具创新价值的大胆构想，因为，无论是国内外区域发展的理论还是实践结果都表明，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必须优先推进区域结合地带的发展，使其起到梯度转移中转站和区域发展增长极的作用。如果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区域能够真正确立，那么对于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区域经济战略无疑是一个极其有力的推进。但是这一构想又有多大的实际可操作性呢？它的形成时机是否已经成熟？谁又将充当极具号召力的中心城市呢？
从“黄河金三角”到“黄河新三角”
其实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黄河金三角的概念已经基本形成。这块以山西运城市、河南三门峡市、陕西渭南市为主要涵盖目标的三角形区域地跨晋、陕、豫三省，区域总面积约5．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000万，由于空间上的相互毗邻，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结构的相近，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以及社会结构的相仿等等原因，在“八五”期间全国区域合作组织开始活跃的背景下，三座省际边缘性城市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当时对这个区域的定名是“黄河金三角协作区”，主要协作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变，这种区域组织合作也面临了重重困难，一系列瓶颈问题开始凸显。譬如一些大型区域性基础设施项目的协同建设难以落实。由于资金来源、利益分配和征地拆迁退赔负担等地区间利益协调较难落实，使许多已达成共识的较大规模的跨地区重要项目实现起来有难度。
与此同时，区域性金融合作体系发展条件的尚不成熟也让这种合作在后期举步维艰。因为对内开放、区域经济协作的深入发展，迫切需要区域金融的内部开放与合作。“八五”期间中国金融机构设置行政区域化的格局基本未变，信贷资金管理依然实行地区规模控制，严禁跨地区发放贷款，同时，发展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债券市场仍受到资金行政管理界限的限制，致使区域性资本市场发展缓慢。另外，除了国家的现行宏观金融调控体制外，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下的地区利益冲突也成为了重要障碍因素。
而另一方面，“黄河金三角协作区”虽然达成了万余个协作项目，但是区域性产业协作却并未真正达到预期效果，其中区域产业经济一体化方面的进展尤其缓慢，涉及多边联合的大的单项投资项目很少，地区产业结构雷同较严重。从协作组织自己发表的统计来看，跨地区企业联合体虽然发展很快，但实际上，以有机协作和分工为基础开展的跨地区产业组织合作并未真正实施。
据统计，在我国“八五”以来，全国范围内共形成了100余个区域合作组织，其中仅有1/3处于活跃状态，大多数区域合作组织的组织制度建设处于松散型、低层次上。尽管如此，还是有一部分合作组织在信息沟通，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中，省际间有代表性的经济协作区主要有西南五省七方经济协作会、西北五省区经济协调会、黄河经济协作区、中南经济协作区等四个。黄河经济协作区便位列其中，可见其成绩非同一般。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此期间，“黄河金三角协作区”建立了约10对省区和70多对地市友好合作关系，结成一批行业协作联合会，达成万余个协作项目，省际间融通资金达数亿元，物资协作总金额约200亿元，物资联合开发得到了全面加强。与此同时，在基础建设方面三地在开发黄河航运上大有作为，联合建设了三门峡和风陵渡两座黄河公路大桥等等。可以说“黄河金三角协作区”的确立和存在，使运城、三门峡、渭南在扩大对外区域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区域性金融流通水平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直至今日有关打造黄河金三角大旅游模式、黄河金三角化肥合作项目等等议题和会议仍然时时举办。初次合作的成功和由此而确立的良好基础让他们在合作机制走入窘境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着不懈的探寻和摸索。
此时，中部崛起战略开始打响，中央鼓励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中西部互动发展的政策相继提出，对于一直在渴盼着重新构建黄河三角区经济新模式的运城、三门峡、渭南三市来说，无疑再次看到了一抹最为耀眼的曙光，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重新构建黄河三角经济区都有着不容置疑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三市良好而长久的合作基础；二十余年来各自已经强劲的经济、社会实力；得到了完全提升的三市交通网络，运城市极具号召力的中心城市价值等等，都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呼之欲出的崭新经济区域，于是“黄河新三角经济区”的说法开始在三市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