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有什么区别？谁更胜一筹？

总得来说，通观全文《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相比，《阅微草堂笔记》的故事往往短小精悍，笔锋直指主人公，没有过多的场景和人物形态描写；语言接近于市井文化，更适合于大众的阅读和理解。《聊斋志异》诚然人物刻画细致，比《阅微草堂笔记》更胜一筹，但由于它的语言是文学化了的，文人气较浓，不能在大众中起到更大的劝善作用。相对而言，《聊斋志异》重刺世，注重对现实的批判，是揭露现实生活的丑恶的；《阅微草堂笔记》重教化，注重以鬼狐替天行赏罚的心理暗示来对大众的行为起规范作用。

鲁迅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对于不少通俗的和文言的古典小说，早年的鲁迅都下过一番搜求、辑佚、校订和文本揣摩的功夫。纪晓岚的《阅微》在文言小说史上广有影响，自然是鲁迅重点关注和悉心研究的对象，因此，鲁迅对纪晓岚更多更直接的“正说”，是透过品评《阅微》来完成的。

在鲁迅看来，一部《阅微》独具匠心，别有追求，用非常个性化的文体营造和语言表达，开辟了文言小说的新路径与新气象，是不乏小说史和文学史意义的。

对于《阅微》不宜用今天一般的小说标准来衡量，它行文的“偏于议论”，如果放在更为开阔的文学乃至文章空间里加以审视，自有其特殊的文本价值和社会意义。

《阅微》甫一面世，曾获得不少拥趸和赞赏。然而，历史进入现代，西体小说逐渐占据文坛正宗地位，其相应的趣味、理念亦随之成为衡量小说作品优劣高下的新的圭臬与准绳。在这种情况下，针对《阅微》的负面评价多了起来。这当中极重要的一条便是，作为小说，《阅微》说理和议论太多，以致降低了自身的文学性。如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认为：《阅微》“过偏于议论，且其目的为求有益人心，已失去了文学的意义”。而张兵、聂付生在不久前推出的《中国小说史略疏识》中仍写道：“《聊斋志异》以文胜，《阅微草堂笔记》以理胜，两者本各有所长。以审美衡之，说理见长的《阅微草堂笔记》终隔一层。”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论著时，上述说法尚未出现，不过，由于他太熟悉文学和文体学，所以对《阅微》未来的接受命运以及它有可能遭遇诟病的地方，似乎已有所察觉和预料，为此，他选择另一种思路和角度，来谈该书的“偏于议论”。

鲁迅指出：一部《阅微》之所以“过偏于议论，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这就是说，在鲁迅眼里，纪晓岚撰写《阅微》，尽管自谓“姑以消遣岁月而已”，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满足于猎奇狐鬼和游戏笔墨，而是自设了另一种严肃和高远的追求：文以载道，化育人心。即纪氏所谓：“街谈巷议，或有意于劝惩”；“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可以设想，当这样的追求成为著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行文的“偏于议论”便成了近乎必然的事情。

《阅微》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这对于纪晓岚来说，固然是才情与灵智的显露，但更重要的，还是他从丰厚的学养和开阔的视野出发，抓住文学的脉络与现象，自觉扬弃和积极探索的结果。关于这点，纪氏曾结合对《聊斋》的分析评价，留下过坦率而详细的夫子自道：“《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天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声。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盛时彦《姑妄听之·跋》）在这段话里，纪晓岚指出了《聊斋》的两点失误：一是让重在纪实的六朝小说和重在虚构的唐代传奇并存于一身，破坏了文体的纯粹性和统一性；二是既然不是自叙之文，却又将两性情态写得栩栩如生，有如作者身临其境，这不合事理。正因为如此，纪氏写《阅微》走的是远离“随意装点”，专记“如是我闻”，即避开“才子之笔”而恪守“著书者之笔”的路子。用其门人盛时彦的话说就是：“迭矩重规，毫厘不失，灼然与才子之笔，分路而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