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电影《蓝色骨头》的表达手法，对当下的电影观众来说，或许过于超前，过去、现在的交织跳跃，需要再三琢磨的春秋笔法，以及多处近乎魔幻的画面，让观众在感觉惊艳的同时，也接受考验。但对于熟悉崔健音乐的人来说，这部电影或许没有那么难懂，对于熟悉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部电影的钥匙也早已握在手中：它不是崔健的自传，却像崔健的精神自传。
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1970年，女孩施堰萍因为美貌，被选入深墙，得以接触到摇滚乐，甚至在1970年看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纪录片。后来，她被安置到部队文工团，在那里，她和文工团青年陈东和孙洪相遇，并且写下一首歌词，由陈东谱曲后进行演唱，这首歌改变了三个年轻人乃至较为开明的文工团团长的人生。多年后，施堰萍的儿子知道了母亲的故事，遥遥感受到了母亲所经历的熔炼，以及那个时代对人的磨折和异化，却发现自己也正在经历新的熔炼，也是新的异化。时运循环，人们都迷失在自己的季节里。
在某些地方，这像是崔健的精神自传。只不过，生于五十年代的施堰萍所经历的，是一个短暂的春天，她因为那个春天的诱导，过早露头，也过早凋谢，施堰萍这个名字，似乎也带着“试验品”的意味。崔健却比他们幸运，他生于六十年代，成长于七八十年代，在人们还只能听到那些定制音乐的时候，作为一个专业的音乐表演人员，他却得以接触到只在少数人手中流传的西方音乐作品，例如西蒙和加丰凯尔、约翰·丹佛，后来，又接触到甲壳虫、滚石、Talking Heads、警察乐队。他比施堰萍那代人晚生十几年，因而生逢其时，避免了与时代列车迎头相撞。
在八十年代，他就开始和外国乐手合作，获得国外的音乐奖和MTV奖， 在1986年的国际和平年的音乐会上，他穿一身军便装走上舞台，两只裤腿一高一低，演唱《一无所有》。他是先锋，是时代的天线、喷火口，在精神气质上，领先时代半步，当然，这也意味着他是异端，是潜流，是那个欢天喜地的主流世界之外的另一股力量。
崔健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却又是没有时间性的，崔健的同代人固然能够欣赏他。对于稍晚出生的七零后、八零后来说，他也是个精神偶像，对他们来说，崔健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不安全感，就是他们的安全感。作为爆炸的八十年代留下的象征者，他似乎是危险的、有力的、沉默寡言的，学不会长袖善舞，也不会跟主流合谋。《中国好声音》邀请他当评委，视他为第一人选，给出优厚的条件，他也拒绝。崔健就得是这样的人。尽管，对他有这种要求的人，听着《假行僧》和《花房姑娘》成长起来的这些人，早已经成为主流（而不只是合谋），成为这个时代的操盘手，但他们依然对崔健怀着强烈的期待，他们要求于崔健的，期望他一直保持的，恰恰是他们自己没能完成的。
在《蓝色骨头》里，崔健表现出了一种寻根渴望，施堰萍的儿子追溯母亲的身世，是寻找传承，也是对自己蓝色骨血的正视，施堰萍的丈夫乘着纤夫拉的筏子逆江而上，追溯上代人的生活印迹，也是对蓝色骨血的源流考察。这种骨血代代相传，变幻成各种模样，这种骨血让青年人叛逆，让青春澎湃，让青春变得没有时间性，可以是此时，也可以是永远。
而在我们看来，崔健或许已经成为那个需要被追溯的人，在六零后到八零后的心目中，他就是故乡，是蓝色骨血的源头之一，是没有可能遭遇拆迁的旧日景观，他被钉在原地，成为标签，成为一个象征，一个精神共同体。就连王力宏，在演唱会上展示胸肌的同时，也会提及崔健对自己的影响——他也是象征某种男性气概的铠甲和圣衣。
尽管他一直求变，喜欢听年轻人的演出，经常和新乐队聚会，他也在拒绝又拒绝之后，最终接受了以他名字命名一款手机的商业计划。对喜欢他的那些人来说，这些尚在可以容忍的范围里，但上春晚什么的，似乎是最后一道底线，哪怕他变了，春晚也变了，但他一旦获得安全性认证，他所代表的那个不安的故乡就毁灭了。
也许，崔健要颠覆的、挣脱的，不仅仅是那个陈腐的社会框架，也包括这个陈腐的形象定位，这种期待。所有固化下来的期待，也会成为那些陈腐框架的一部分。于是，崔健用《蓝色骨头》，表达了自己破旧立新的愿望，包括对自己固有形象的挣脱。蓝色骨血依然在流淌，我们也依然有理由继续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