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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摇滚老炮的精神枷锁

未知
2014-12-20 19:20:19

  崔健电影《蓝色骨头》的表达手法,对当下的电影观众来说,或许过于超前,过去、现在的交织跳跃,需要再三琢磨的春秋笔法,以及多处近乎魔幻的画面,让观众在感觉惊艳的同时,也接受考验。但对于熟悉崔健音乐的人来说,这部电影或许没有那么难懂,对于熟悉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部电影的钥匙也早已握在手中:它不是崔健的自传,却像崔健的精神自传。

  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1970年,女孩施堰萍因为美貌,被选入深墙,得以接触到摇滚乐,甚至在1970年看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纪录片。后来,她被安置到部队文工团,在那里,她和文工团青年陈东和孙洪相遇,并且写下一首歌词,由陈东谱曲后进行演唱,这首歌改变了三个年轻人乃至较为开明的文工团团长的人生。多年后,施堰萍的儿子知道了母亲的故事,遥遥感受到了母亲所经历的熔炼,以及那个时代对人的磨折和异化,却发现自己也正在经历新的熔炼,也是新的异化。时运循环,人们都迷失在自己的季节里。

  在某些地方,这像是崔健的精神自传。只不过,生于五十年代的施堰萍所经历的,是一个短暂的春天,她因为那个春天的诱导,过早露头,也过早凋谢,施堰萍这个名字,似乎也带着“试验品”的意味。崔健却比他们幸运,他生于六十年代,成长于七八十年代,在人们还只能听到那些定制音乐的时候,作为一个专业的音乐表演人员,他却得以接触到只在少数人手中流传的西方音乐作品,例如西蒙和加丰凯尔、约翰·丹佛,后来,又接触到甲壳虫、滚石、Talking Heads、警察乐队。他比施堰萍那代人晚生十几年,因而生逢其时,避免了与时代列车迎头相撞。

  在八十年代,他就开始和外国乐手合作,获得国外的音乐奖和MTV奖, 在1986年的国际和平年的音乐会上,他穿一身军便装走上舞台,两只裤腿一高一低,演唱《一无所有》。他是先锋,是时代的天线、喷火口,在精神气质上,领先时代半步,当然,这也意味着他是异端,是潜流,是那个欢天喜地的主流世界之外的另一股力量。

  崔健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却又是没有时间性的,崔健的同代人固然能够欣赏他。对于稍晚出生的七零后、八零后来说,他也是个精神偶像,对他们来说,崔健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不安全感,就是他们的安全感。作为爆炸的八十年代留下的象征者,他似乎是危险的、有力的、沉默寡言的,学不会长袖善舞,也不会跟主流合谋。《中国好声音》邀请他当评委,视他为第一人选,给出优厚的条件,他也拒绝。崔健就得是这样的人。尽管,对他有这种要求的人,听着《假行僧》和《花房姑娘》成长起来的这些人,早已经成为主流(而不只是合谋),成为这个时代的操盘手,但他们依然对崔健怀着强烈的期待,他们要求于崔健的,期望他一直保持的,恰恰是他们自己没能完成的。

  在《蓝色骨头》里,崔健表现出了一种寻根渴望,施堰萍的儿子追溯母亲的身世,是寻找传承,也是对自己蓝色骨血的正视,施堰萍的丈夫乘着纤夫拉的筏子逆江而上,追溯上代人的生活印迹,也是对蓝色骨血的源流考察。这种骨血代代相传,变幻成各种模样,这种骨血让青年人叛逆,让青春澎湃,让青春变得没有时间性,可以是此时,也可以是永远。

  而在我们看来,崔健或许已经成为那个需要被追溯的人,在六零后到八零后的心目中,他就是故乡,是蓝色骨血的源头之一,是没有可能遭遇拆迁的旧日景观,他被钉在原地,成为标签,成为一个象征,一个精神共同体。就连王力宏,在演唱会上展示胸肌的同时,也会提及崔健对自己的影响——他也是象征某种男性气概的铠甲和圣衣。

  尽管他一直求变,喜欢听年轻人的演出,经常和新乐队聚会,他也在拒绝又拒绝之后,最终接受了以他名字命名一款手机的商业计划。对喜欢他的那些人来说,这些尚在可以容忍的范围里,但上春晚什么的,似乎是最后一道底线,哪怕他变了,春晚也变了,但他一旦获得安全性认证,他所代表的那个不安的故乡就毁灭了。

  也许,崔健要颠覆的、挣脱的,不仅仅是那个陈腐的社会框架,也包括这个陈腐的形象定位,这种期待。所有固化下来的期待,也会成为那些陈腐框架的一部分。于是,崔健用《蓝色骨头》,表达了自己破旧立新的愿望,包括对自己固有形象的挣脱。蓝色骨血依然在流淌,我们也依然有理由继续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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