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的《最后的晚餐》里人物神情依然呆板，动作依然僵硬。
犹大那时就往往被描绘成正向碟子伸手取食的样子，因为耶稣说“与我共用一个碟子的人将要背叛我”，这个动作也有指责犹大贪婪的意味。
那时候的画多半是宗教宣传的手段，画中人往往高高在上，鲜少生活气息。
到15世纪中期，大约在1447年，写实主义画家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诺(AndreadelCastagno)留下一幅值得推敲细节的《最后的晚餐》。
这幅《最后的晚餐》早于达·芬奇半个世纪，目前藏于佛罗伦萨的圣阿波洛尼奥修道院。严格说来这幅画不应该叫《最后的晚餐》，因为卡斯塔诺在餐桌上方从左到右依次画了基督复活、基督受难、埋葬基督的场景，就像在预告接下去会发生的事，属于强行加戏。这样算是喧宾夺主还是拓展了时空，见仁见智吧。
不可否认的是卡斯塔诺的画工细腻优雅，建筑物的透视法运用得当。耶稣的表情耐人寻味，他的中指和食指作出十字架般的交叉状对着犹大。这个手势有祝福之意。耶稣对叛徒做出这个手势，足见其身怀悲悯之心。门徒们各有各的反应，叛徒犹大独坐在餐桌另一侧，雪白的餐桌布把他和其他人隔绝开来。犹大头顶没有光环，身着最朴素黯淡的服装，头部上方的大理石纹路散乱。
这顿晚餐所处的空间虽没有任何豪华物件，但整齐的大理石墙面装饰、人物淡雅的服饰依然给人一种端庄高贵的感觉，成功营造出了庄严肃穆的氛围。
卡斯塔诺版《最后的晚餐》对达芬奇的启发很大。达芬奇同样选择将所有人物安排在室内的长桌边，人物的服饰、表情动作也多有相似之处。然而问题是，把犹大单独放在餐桌另一侧后，他在画中的位置很容易比耶稣更为显眼，一旦处理不好就会让耶稣的风头被犹大盖过。从13世纪起这个座次安排就在这个主题的画中出现了，如迦地(AgnoloGaddi)的这幅《最后的晚餐》。
还有这幅科西莫-罗塞利(CosimoRosselli)绘于1481年左右的壁画同样如此，观看者第一眼总是落在犹大身上，而非真正的主角耶稣。
下面来看这幅基兰达约所作的《最后的晚餐》，他注意到了这个座次安排的问题并作出了补救。
多米尼哥·基兰达约(DomenicoGhirlandaio)生活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是达芬奇的同时代人。他最出名的弟子是米开朗基罗。基兰达约也是一位写实主义画家，擅长将宗教主题描绘成世俗化的生活场景。
此画绘于1480年，比达-芬奇的画大约早15年。此画人物与景色和谐相融，众门徒不但神情各异，肢体动作也丰富不少。犹大依然独自坐在餐桌另一侧。不过基兰达约注意到了耶稣的地位亟待突出这一点，他用拱形屋顶将人物分成两组，耶稣坐在正当中，垂下的房梁指向耶稣。画家还给他单独加上了主角光环。
看了以上那么多个版本的《最后的晚餐》后，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是达-芬奇(LeonardoDiSerPieroDaVinci)的版本最为人称道。
因为相比之前的画家，达-芬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打破了传统。
达-芬奇之前，犹大都是和其他人隔绝开来的。他要么没有其他人的头顶光环
要么是背对的姿势
要么正在被喂食或者拿东西吃
达-芬奇把这些统统都抛弃了，他采用的是新的方法。
首先，犹大不再独处，而是和其他人在餐桌的同一侧，这样场景就获得了更强的统一性。如果硬要指出基兰达约的不足之处，那就是他为了强调耶稣，不得不让笨重的拱顶指着耶稣的头顶，人物挨个挤在墙和桌面形成的两条平行线中，显得逼仄。而达-芬奇将场景设置在宽敞的室内，将十二个门徒分为四个小组，每组三人，于是耶稣很自然地区别于其他人，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心。他的背后是一扇敞开的大门，门两边是较小的窗，光线从门窗中透入，既保证了画面的对称性，也让耶稣出场自带背景光，比强行添加主角光环更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