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酣战之中，杜聿明的母亲高太夫人年届七十。为了激励这位徐州“剿总”副司令在前方替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卖命，蒋介石下令在上海为杜母隆重祝寿。适逢祝寿前夕，国民党徐蚌战场首开败局，蒋介石惶恐之中，既无心为败将之母大摆筵席，又不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收回成命，于是在国民党军队炮火的哀鸣声中，南京政府在上海为杜母点燃了红烛。
曹秀清是寿辰盛典的主人，80年代初我们采访她时，她拿出当年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拍摄的照片，指着堂屋正中的“寿”字和两旁国民党军政要员题赠的贺联说：“这些都是在演把戏，你们看照片上的人，几百人当中没有一个不是愁眉苦脸的。”“最发愁的恐怕就是你了。”我们指着照片上的曹秀清，“你闭目而坐，仿佛是在为丈夫的命运虔诚祈祷。”曹秀清笑道：“我不算最发愁的人，蒋经国比我更发愁。他连相也不愿意照，走来就问我：总统的礼物送来没有?我说没有收到总统的东西，结果第二天蒋经国派人送来三千元金圆券。”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徐蚌战场最高指挥官杜聿明被俘。曹秀清闻讯即从上海赶到南京，要求见蒋介石。她本以为蒋介石会好言宽慰她几句，殊不料侍从室传话出来，“总统正在开会”。悲愤之中，她只身闯进总统府，大声疾呼：“请总统答话，请总统答话!”瞬间总统府大堂两侧有数十名“围观者”挡住去路，曹秀清行走不得，立地泣诉：“他已经病得要死，你们还要他去卖命，现在害得他要死不得死，害得我要活不得活……”
这就是当时《中央日报》披露的“曹秀清大闹总统府”事件。当我们旧话重提的时候，曹秀清说：“这还不算伤心，伤心的是我偕同杜母以及儿女们到了台湾以后。”曹秀清生了儿女六人，三男三女，大女儿杜致礼，二女儿杜致义，三女儿杜致廉;大儿子杜致仁，二儿子杜致勇，三儿子杜致严。杜致礼于1947年由上海去美国求学，1949年与杨振宁结婚，入美籍定居普林斯顿。其余儿女皆随曹秀清生活在台北。1953年，长子杜致仁赴美求学于哈佛大学。由于家庭无力提供读书费用，杜致仁不得不贷款于台湾银行，三年以后，已负债七千余元。眼见得还有一年即可毕业，台湾银行突然中断信贷，逼迫杜致仁中途辍学。好在正是暑假，杜致仁食宿在其姐杜致礼处，然后寄函台湾央求其母说，还需三千元即可领取毕业文凭，只要能够顺利毕业，所借款项，逐年还清，不在话下。曹秀清别无他法，当夜给蒋介石写了一个申请贷款三千元的报告。半月之后，蒋介石签示下达：准借一千元，分两年支付。于是，曹秀清只好将拿到手的五百元支票迅速寄出。杜致仁接到支票，大失所望，焦急之中，泪流满面，央求其姐和姐夫尽快替他找点活干，自筹学费。杜致礼和杨振宁好言劝慰，答应为其设法，杜致仁始得平静下来。殊不料晚饭之后，杜致仁回到卧室，紧扣房门，再也不曾出来。翌日中午杜致礼餐桌上不见杜致仁，赶去卧室，破门而入，才发现刚满二十二岁的弟弟已经死在床上。床下有一个空药瓶，里面的安眠药一粒没有剩。
1957年，也就是杜致仁自杀后的第二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去瑞典受奖返美未久，杜聿明的母亲在台湾去世。说来杜母也可谓有福之人，如果说蒋介石在上海为她祝寿是沾杜聿明的光，那么蒋介石在台北为她厚葬则是托杨振宁的福。“杜府”灵堂上方，高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两侧则是台湾军政大员的挽联及挽词。其间有陈诚的“懿德长昭”，有何应钦的“永播徽音”，有张群的“彤管扬芬”，有谷正纲的“母仪永昭”，还有顾祝同的“养志有贤孙避地海疆慰晨夕，享年跻上寿归真佛国奠松楸”，以及李树正的“晚景乐崦嵫回首神州成旷劫，灵旗渺洲岛慰情慈竹有多孙”……“杜府”门前早已冷清多年，现在突然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搞得曹秀清莫名其妙。直到蒋介石传令召见曹秀清，她才知道，原来蒋介石要她出使美国，动员女婿杨振宁回归台湾，若能使然，则维护了“党国”利益，报答了“党国”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