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观看电视剧《军师联盟》，司马懿大哥司马朗因为瘟疫离世，其实在很多古装剧中，都有和瘟疫有关的场景，通常瘟疫来袭，基本都无法医治，除非“神医”降临，我们好奇，古代的瘟疫到底是什么病？就这么难以治理吗？
“疫病”，是中国历史上对流行性传染病的统称，包括因病毒、细菌、寄生虫和其它微生物引起的多种疾病。而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疫病则称为瘟疫。
“大荒之岁，必有疾疫”，瘟疫与多种灾害并发，导致民众大量死亡。据明朝实录载：永乐六年(1408年)，江西、福建等地因瘟疫死亡78400余人；永乐十一年(1413年)，浙江归安等县疫死10580余人；正统十年(1445年)，浙江绍兴、宁波等地疫死34000余人；景泰四年(1453年)，江西建昌府疫死8000余人，武昌、汉阳二府疫死10000余人；正德六年(1511年),辽东疫死81000余人；万历三十年(1602年)，贵州因瘟疫“十室九死”；崇祯年间，山西、陕西、河南、北京等地瘟疫大流行，死者无数。
瘟疫具有突发性和剧烈性，一旦爆发，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尸骨遍野，哀鸣不绝，惨不忍睹。景泰六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连途，生者号啼盈市。弃家荡产，比比皆是；鬻妻卖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广黄梅县奏报：“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动地，实可哀怜。”(《明英宗实录》卷279)天顺六年(1462年)前后，顺天、蓟州等府州县“一户或死八九口，或死六七口，或一家同日死三四口，或全家倒卧，无人扶持，传染不止，病者极多。”(《明英宗实录》卷278)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时疫太甚，死亡塞道。”时人龚钟庵曾在诗中描绘了瘟疫发生时的惨状：“疫疠饥荒相继作，乡民千万死无辜。浮尸暴骨处处有，束薪斗粟家家无。”(《水东日记》)其惨烈景象，令人惊悚！
瘟疫发作后，一旦政府救助不能及时到位，管理控制不当或不力，就会导致严重的人祸。如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疠之余，盗复窃发”(《明宪宗宝训》)；嘉靖三十三年，京师在水旱疾疫之后，“民力困竭，物价腾踊，商人畏买办之艰，车户病载运之苦，往往毁家鬻具以逃，闾井萧然。”(《明世宗实录》)崇祯末年，太湖流域瘟疫盛行，物价飞涨，一枚鸭卵贵至二十三四文，骇人听闻。一些市井无赖乘机强敛民财，“以唱戏媚神，就中侵渔自肥，殊可痛恶。”(《崇祯记闻录》)
当时，如瘟疫在军营中流行，会一定程度上延误明朝的军事行动，甚至导致其由主动变为被动乃至溃败。如嘉靖三十三年，明军包围了太仓州南沙岛上的倭寇，并作好了围歼计划，但因军中疫病爆发，只得放弃包围，使倭寇得以逃窜，转掠苏州、松州等地。天启三年(1623年)，明军在平定奢寅叛乱时，因大疫降临，只能“分布各将据险固守，相机擒剿，迟速殊难豫定”(《明熹宗实录》卷36)。
崇祯八年(1635年)，总兵尤世威统兵防守潼关、朱阳关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疠不能军，闯贼大至，遂溃。”(《烈皇小识》)时人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言，明末“民怨天怒，饥疫频仍，同类结合，人死如乱麻，于是李自成起而乘之”。将“天灾流行”看成是明亡的四大因素之一，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
应对疫灾是中国古代荒政的一部分。《周礼·地官·大司徒》提出了应对荒政、凝聚万民的十二条措施，后世应对灾害之策大都是在这一框架之中逐步完善和具体化的。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是一位早年饱受瘟疫之害的皇帝。元顺帝至正四年，江淮地区遭遇罕见的灾荒和瘟疫，半月之内，朱元璋的父母和兄长先后染病身亡，陷入绝境的朱元璋只得去寺庙当行童以活命。这一特殊经历使他称帝后格外重视对疫灾的防治，不断完善防灾制度。明朝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在各府、州、县和一些重要的军事防御区遍设惠民药局，进一步完善报灾、勘灾、蠲免、赈济、养恤制度。
综合中国各朝代官方和民间的防治瘟疫的史料，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三千年防治瘟疫的历程是一部活生生的正邪相争的历史（见张剑光《三千年疫情》；宋正海等《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每一次病魔的攻击都会对人类造成重大创伤，人类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战胜病魔，生存下来，可是时过不久病魔还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人类再一次面临另一场正邪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