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见，李北海，
英风豪气今何在?
君不见，裴尚书，
土坟三尺蒿藜居。
这是构成了两个三字句，也不能说是衬词了。
第二段四句，大意说：天既生我这个人材，一定会有用处。千金用完，也不必担优，总会得再有的。眼前不妨暂且烹羊宰牛，快乐一下。应该放量饮酒，一饮就是三百杯。这一段诗，表面上非常豪放，其实反映着作者的牢骚与悲愤。言外之意是象我这样的人材，不被重用，以致穷困得在江湖上流浪。
第三段再对两个酒友发泄自己的牢骚。岑夫子是岑勋，年龄较长，故称为夫子。丹邱生是一个讲究炼丹的道士元丹邱，李白跟他学道求仙，做了许多诗送他。这里，诗人劝他们尽管开怀畅饮，不要停下酒杯。我唱个饮酒歌给你们两位听：钟鼎玉帛，这种富贵排场的享乐，我以为不值得重视，我只愿意永远醉着不醒。自古以来，一切圣人、贤人都已经寂寞无名，谁也不知道他们。只有喝酒的人，象刘伶、陶渊明这些人，倒是千古留名的。从前陈思王曹植有两句诗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是说他打猎回来，在平乐观里宴请朋友和从臣，饮万钱一斗的美酒，大家尽情欢乐谈笑，现在我们的主人为什么说没有钱，舍不得打酒呢?应该立刻就去打取美酒,来请大家喝个痛快。这一段四韵八句就是“请君为我侧耳听”的一曲歌，是诗中的歌。“钟鼎”是“钟鸣鼎食”的简用，“玉帛”是富贵人的服御。这四个字就代代富贵人的奢侈享受。诗人说，这些都不足贵重，只要有酒就成了。“主人”是讽刺他自己，也可以说是自嘲。上文说过“千金散尽还复来”，可见现在正是“少钱”的时候。钱少，也不要紧，酒总得要喝，于是引出了最后一段三句：好吧，现在手头虽然没有钱，家里还有一匹五花骏马，还有一件价值千金的狐裘，立刻叫儿子拿出去换取美酒，和你们喝个痛快，把千秋万古以来的愁绪一起销解掉。
李白的诗，以饮酒、游仙、美女为题材的最多，后代的文学批评家常以此为李白的缺点。例如王安石就说：“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言妇人与酒耳。”所谓其识污下，就是世界观庸俗。这种批评，虽则也有人为李白辩护，但在李白的诗歌里，高尚、深刻的世界观确是没有表现。他只是一个才气过人的诗人，能摆脱传统创作流利奔放的诗篇。至于对人生的态度，他和当时一般文人并没有多大不同。早期的生活，就是饮酒作诗，到处旅游。后来跑到长安，认识了贺知章。贺知章极欣赏他的诗，把他推荐给玄宗。于是玄宗留他在宫里做一名翰林供奉。“翰林供奉”是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当明皇和杨贵妃赏花饮酒作乐的时候，找他来做几首新诗谱入歌曲。这就是翰林供奉的职务。它并不是一个官。然而李白做了翰林供奉却骄傲得很。他有好些诗自画他当时的得意情况：“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东武吟》)又云：“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这是说王公宰相都来和他交朋友了。“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流夜郎赠辛判官》)是说当时和他饮宴的都是王公贵人。“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是说从前瞧不起我的人，现在都来巴结我了。此外，他还有不少诗句，夸耀他的得意时候。大约正是这种骄傲自大态度，得罪了不少人，使玄宗左右那些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对他不能容忍，在玄宗面前挑拨了几句，他就被放逐出宫廷。他自己说当时是“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可见他自己也早就觉察到已经处于骑虎之势，正在无法脱身，而被龙尾巴一掉，便从天上摔下来了。此后，他又恢复了饮酒浪漫的生活，把自己装成一个飘飘然有仙风道骨的高人逸士，不时在诗里讽刺一下政治，好象朝廷不重用他，就失去了天下大治的机会。《盐铁论》里有一段大夫讥笑文学的话：“文学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窃仲尼之容;议论传诵，窃商赐之辞;刺讥言治，过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万乘。及授之政，昏乱不治。”这些话都切中文人之弊。他们平时高谈阔论，目空一切，“心卑卿相”，人人自以为是伊、吕、管、晏。及至给他一个官做，也未见得能尽其职守。唐代进士初入仕途，往往从县尉做起，可是诗人中也没有出类拔萃的好县尉，而他们常在诗中发牢骚，嫌位卑官小，屈辱了他这样的人才。这种孤芳自赏的高傲情绪，从屈原以来，早就在我国文学中形成一个传统，而李白的表现，特别发扬了这个传统。我以为我们学习古典文学，对历代作家这一种世界观的过度的表现，可以不必重视，更不宜依据他们的自我表扬，而肯定他们真是一个被压制的人才。李白的诗，是第一流的浪漫主义作品，他在盛唐时期诗坛上的情况，正和雨果在法国，拜伦在英国一样。游仙、饮酒、美人，是他的浪漫主义形式;嵚崎、历落①、狂妄、傲岸，是他的浪漫主义精神。但是他对政治社会的认识，还是消极因素多于积极因素。因此，我以为李白的诗，还不能说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就以饮酒为例，李白的饮酒和陶渊明的饮酒，显然不同。陶渊明的饮酒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劳作之后，饮几杯酒，以养性全神。他的饮酒的态度是：“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之八)李白的态度是：“人生得意须尽欢。”陶渊明说人家“有酒不肯饮”是因为“但顾世间名”(《饮酒》之四)，而李白却说：“惟有饮者留其名。”陶渊明为逃名而自隐于酒，李白则为争名而“一饮三百杯”。由此可知，陶渊明的饮酒，对人世社会好象是消极的，但他的人格却是积极的。李白则相反，他对人世社会好象还积极，而其人格却是消极的。我觉得李白的饮酒诗，只能比之为古代波斯诗人莪玛·哈耶谟和哈菲兹②，而不能和陶渊明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