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去了八达岭长城。当时压力很大，霍金需要坐轮椅爬长城，难度很大，生怕他出现什么状况。但想到长城是霍金一直想来的地方，就只能陪着去。我们带了两个研究生小伙子一起去，有需要的时候能搭把手。
上了长城，虽然没有语言交流，也看不出表情变化，但能感受到霍金的兴奋。往上爬时，他就自己操控轮椅，到了烽火台前面，两位研究生就抬着轮椅爬上去。
爬到一半，我们提议返程，霍金拒绝了，想继续爬。我们就又陪着爬了一段，直到快到终点，他才开口说“可以了”。
两套翻译三种语言的讲座
离开北京前，霍金在北师大做了一场精彩又特别的学术讲座，五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人。
▲霍金在北师大做学术报告。受访者供图
精彩之处在于，霍金讲的是最新研究成果，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特别的是，他的讲座配置了两个翻译，我们听到的是三种语言。霍金说话口音模糊，需要同行的一位博士翻译成英文，再由台上的一位教授翻译成普通话讲给我们听。
虽然话说不清楚，但霍金当时的听力很好。他讲完后，我在台下用英文提问，距离有点远，但我说一遍他就全听明白了，然后直接解答。
在霍金来北京前，我学习过他很多著作，却一直没能接触过本人，几天接触后，更觉得这位身患残疾的物理学大鳄令人敬服。事实上，他的生活很困难，离不开医生护士。由于脖子肌肉萎缩，吃饭时，护士要先托起他的下巴，垫上餐巾，然后一口一口喂下去，吃一半漏一半。
后来，我在国外结识霍金的导师，就常聊起他的这位学生。在导师眼里，霍金特别坚强。他说起早期带霍金做项目，霍金的父母找到他，说据医生判断，霍金可能活不了几年，希望能给他点容易的项目，让他顺利拿到学位了却心愿。但导师觉得，霍金是不愿如此的，就给他一些很难项目，果然，他取得一次又一次重大突破。
霍金回国后，我仍在关注着他，经常托国外的亲人打听他的动向。他们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消息，都会剪下来寄给我。阔别多年，虽然我还一直在进行学术研究，但再没见过霍金。得知他离世的消息，很感慨。
对于那段记忆，每每有人提及，我都觉得印象很深刻。
现在，我依然每天在研究学术，写书，想把这些留下来，给想看的人看。在学校做报告时，我常常要留一些时间，给学生讲讲这段经历，讲讲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