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全美亚洲研究所”2017年11月发布《2017-2018年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国力、思想与军事战略》报告，重点分析战略环境、国家资源、政治领导人的野心和执政能力、战略文化这四个变量在塑造亚洲主要大国军事战略上的相互作用，并解释了决策者倾向于选择某些选项的原因，最后讨论了对美国亚洲政策的影响。
一、引言
所有国家都拥有宏观战略和军事战略，前者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源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实现政策目标；后者涉及维持军队和实现军事目标需的经济与人力资源。决定一国宏观战略和军事战略主要有四个变量：一是战略地理和政治环境，包括确定对手和对外安全与内部秩序任务之间权力分配的内外环境；第二是国家资源，包括国家的物质资产和生产商品的无形能力；第三是政治领导人的野心和执政能力；最后是战略文化，影响着领导层如何解读安全环境，如何优先考虑军事手段和战略，并界定打造国际政治权力目标的规范。
二、战略制定中的国力和思想
宏观战略是治国方略的一部分，是国家领导人把军事和非军事要素整合、保持并增强国家长期最大利益的能力。宏观战略主要反映在国家政策上。审查一国宏观战略要求仔细审视该国的优先发展事项、平衡目标和手段的方式以及如何整合不同资源，以确保实现主要战略目标。
分析一个大国的宏观战略和军事战略需要审查正式文件，但又不仅限于此。它需要有意识地把关于一个国家的地理和政治环境、国家目标与资源、历史传承和自我理解以及制度和技术能力等知识整合起来，对该国的战略结果做出解读和判断。
通过这些调查可以大致描述一国宏观战略和军事战略的轮廓。如何在特定政治体制下制定这些战略甄别起来更有挑战性。已有的研究大都关注战略文件如何在官僚层面上制定、审查制定战略的办公室、汇集思想的过程以及关于国家最终方向的关键决策走向上等等，但本报告的研究重点与之不同，主要是在整体宏观战略的背景下分析亚洲主要国家的军事战略，并理解国力和战略文化两个要素在战略制定中的相互作用。
三、影响国家战略制定的四个因素
要解释一个国家的宏观战略和军事战略如何作为解决方案，首先要确定这个国家当代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然后，通过在替代方案范围内进行合理的重构，圈定可行的战略。这个划框是为了审查某些战略是如何成为主导性战略，这是考量一个国家的物质力量和对战略环境的主观认识的结果。一个国家的外部环境、产生硬实力的能力、历史记忆、战略野心和国内制度（特别是政治领导）都在解释为什么某些战略会成为优先战略。这些观点最终用来评估主导性战略的持久性，是否足以满足国家的主要地缘政治目标以及该战略对地区或全球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与美国相关的背景下）。
经证明，战略环境、国家资源、政治领导人的野心和执政能力、战略文化这四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在塑造国家宏观战略与军事战略时尤为重要。
第一个是战略环境。一个国家所处的空间政治环境至关重要，因为它界定了宏观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必须满足的环境与承担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环境”不仅指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涉及对手和盟友），也包括内部环境，因为这些影响到国力如何在外部安全和内部秩序之间进行分配，对亚太地区许多历史尚短的现代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第二个变量是国家资源，包括国家生产商品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能力——创业、创新及技术等。由于大多数资源必须由人工产生，经济体制的特点和经济表现的质量就成为界定一国政治领导可用的资源水平与种类的关键制约因素，尤其是一个国家可以获得的军事技术的质量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其影响一个国家制定确保各种政治目标的军事战略。
第三个变量是政治领导人的野心和执政能力。政治领导人通常会将本国和其他国家人格化，充当整个国家偏好的功能性指标。因此，执政者的作用在多个层面都很重要，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解工具，决定了如何从后者获取资源，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确保实现各种战略目标；指导政府机构制定国内外的国家政策；而且由于国家领导人的目标、野心和方法，也会影响到国际表现。国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追求实力扩张的意识和野心，相应地反映在宏观战略和军事战略上，所受到的限制仅仅是规避风险的程度而已。
第四个变量是战略文化。一个国家的精英团体特别是决策者的世界观，对于界定一个国家的宏观战略和军事战略特征有着重要的影响。观念影响着一个国家对安全环境的解读，以及如何优先考虑军事手段在减轻外部和内部威胁方面的重要性；同时也影响着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在实现军事目标上的侧重点；表达了政体所持有的价值观，从而再现了国家认为在国际政治中追求权力的行为准则是否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战略文化在阐明一国通过行使权力寻求哪些结果以及对观察到的各种行为赋以意义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对亚太主要国家军事战略的审查
本节展示了上述四个关键变量和其他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在战略困境基础上影响各国军事战略的制定。
中国
研究员马斯特罗将中国当前的国家军事战略描述为区域力量投射。中国军事利益逐步扩大，体现在针对地区霸权乃至全球存在的军事战略上，这取决于中国如何保持经济表现。但衍生军事战略的宏观战略明显是充满野心的，完全由中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传统大国这一欲望推动。马斯特罗分析认为，形成国家军事战略的四个要素在中国语境下几乎势均力敌。中国认为自身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安全环境中，由主要外部竞争对手和内部重大安全威胁所构成。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产生强大军事力量的理由，但过去40多年来经济的惊人表现为中国提供了以较少负担建立武力的手段。此外，无论是裁军还是发展复杂的反介入能力来检验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力量投送，中国惊人的技术能力都使其有能力追求日益增长的资本密集型军事解决方案。
中国似乎摒弃了“韬光养晦”战略，支持“追求成就”的更大目标，企图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这种雄心壮志在中国战略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加强：鉴于中国充满不公正的屈辱历史，在一个仍然普遍存在冲突的政治环境中纠正过去错误的重要性使坚定的国际政策成为自然的结果。而且，出于技术和观念的原因，军事进攻解决方案成为中国的首选，所有因素集合在一起使国力的扩张成为中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国就是政治环境、物质能力、领导特性和战略文化平分秋色、共同打造与之相配的宏观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的最好例子。
俄罗斯
俄罗斯研究人员马克·卡茨认为，俄罗斯仅次于中国，其政治领导人的特性压倒性地决定了俄罗斯宏观战略和军事战略的特质。虽然战略环境、物质能力上的劣势和战略文化都在塑造俄罗斯国家军事战略上发挥了作用，但这种战略强调的是以核能力为胁迫的强大混合战，没有普京个人的独特作用，这种对抗西方的军事手段或者宏观战略无法形成。因此，普京的偏好、他对俄罗斯利益的看法以及对近代俄罗斯历史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俄罗斯的宏观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普京坚信，北约在西方取得“冷战”胜利后继续扩张、美国继续支持全球民主运动，意在从根本上削弱俄罗斯使西方列强的威胁。
这种威胁促使俄罗斯与中国结盟对抗西方，即使以自身“做小”为代价，并在俄罗斯形成一种重点加强对邻近国家控制并通过“非动能”手段弱化西方民主国家的军事战略。前者的目标推动俄罗斯一些常规能力的现代化，后者则承担了政治影响力、网络战等隐蔽战争能力以及核武器这种终极手段的扩大使用。俄罗斯长期的物质能力不足使其在“冷战”激烈的军事竞争中落后，但它的战略文化，即俄罗斯坚信能够克服当前困难、重新恢复往日强大的信念似乎加强了普京的信念，相信虽然俄罗斯存在劣势，但对抗西方的宏观战略已经收到回报。这是否属于保护俄罗斯长期国家利益的最佳手段还未可知，但政治领导人在制定当前战略中所起的突出作用，确保了俄罗斯在普京执政期间将好斗之风继续保持下去。
日本
日本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弗·休斯阐述了首相安倍晋三当前在日美同盟支持下逐步扩大军事能力的各种努力，以便使日本对地区和全球的军事贡献更接近美国的愿望，扩大日本在作战方向和地理存在上的军事行动范围。日本军事战略的演变，将在当前宏观战略——与美国结盟的吉田路线和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下继续发展下去，推动日本成为更加“正常”国家。
显然，政治领导人安倍晋三在这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与主要通过个人意愿改变国家战略的普京不同，安倍重新调整日本军事战略的努力主要受到了战略环境重大改变的刺激，这里的“战略环境”指的是中国和朝鲜威胁不断上升，而美国在亚太安全保障方面的传统作用出现不确定性等。日本的物质能力基本未发生变化，其经济实力和技术成熟度依然令人印象深刻，很容易支持军事战略发生扩张性的转变。但战略文化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不自信，依旧阻碍安倍充分实现的自己的愿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有决心的政治领导层和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不足以使日本战略发生重大变化。
韩国
韩国是一个没有选择但不得不应对外部环境剧变的国家。研究韩国军事战略转变的学者李忠民认为，不久前被迫应对朝鲜入侵威胁的韩国，现在要同时应对中国的崛起、朝鲜核武器和金氏政权一贯的战争边缘军事（包括外交和军事）。这些挑战对朝鲜的传统威胁——炮火攻击、网络战、破坏活动和常规军事行动等构成了补充。
鉴于战略环境恶化，李忠民认为，为极其复杂的联合作战进行准备将取代韩国边境线性防御和保护后方的传统军事战略。但韩国的宏观战略仍然保持不变：仍然追求可能出现的和平统一，但鉴于成功的可能性低，也满足于维持和平现状。然而，韩国战略环境的不断恶化使这些目标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虽然该国的物质能力在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方面存在重大的长期风险，但并未衰退，如果朝鲜半岛冲突爆发，这些优势将立即受到威胁。韩国政治体制矛盾严重，战略文化强调自主权，未能帮助精英阶层对新威胁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使这个国家受到许多难以控制的势力的打击。尽管如此，外部环境对战略制定过程和结果造成的负担之重，仍使韩国显得相当另类。
印度
印度研究人员约翰·吉尔认为，印度的国家军事战略正处于重大转变之中。尽管东亚三个大国的转型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资源的制约，但是印度作为新兴的全球大国之一，在没有完全摆脱经济桎梏的约束下，似乎面临着新的军事战略需求，这个战略要既能够服务于自身的野心，也要满足其支持者的期望。同样，印度不结盟的宏观战略和派生出来的兼顾巴基斯坦及中国静态边防的国家军事战略已经突破了成功的极限。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库、巴基斯坦继续对印度实施恐怖主义、中国在西藏和印度洋的军事存在、中国太空和网络空间活动以及通过“一带一路”在亚洲展示经济力量倡议等都对印度构成新的威胁。印度需要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来应对这些威胁，支持印度不断发展的谋求战略伙伴关系的宏伟战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的力量。
吉尔强调印度当前物质能力依然严重不足，政治、军民和军事层面的制度问题疯长，表明印度领导人的能力在多个层面上存在严重问题。政治层面的缺陷可能是最麻烦的。印度领导人从来没有给与国家安全以应有的重视。国内安全问题继续消耗公众的注意力和资源，外部安全管理似乎仅限于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和确保国防采办没有腐败问题。印度的战略文化反而因应激性冲动和对渐进式变革的偏好使上述问题进一步加剧。最终的结果是，即使敌对环境日益恶化，其压力似乎也不足以使印度做出必要的变革，制定成为大国的国家军事战略。
印度尼西亚
像印度一样，印尼奉行不结盟的宏观战略，国家军事战略的核心是陆军建设，这对于管理种族、宗教、阶级和地区分裂所造成的内部威胁最为重要。因美国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军事存在，因此对外部安全重视程度较低。这种以国内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军事战略在中国崛起导致的环境变化中面临风险，但印尼似乎无法适应这种挑战。虽然印尼在许多经济指标上表现成功，但严重的预算限制妨碍了其适当地向以航空和海军为中心的军事战略转型。源于独立发展的传统愿望，这种战略文化上的犹豫也阻止了印尼与美国轻易结盟。印尼的政治领导层似乎对中国威胁的性质存有分歧，同时又不能动员国家力量来处理中国的问题，因此军事战略上的改变仍然遥远，印尼的国家安全依赖于中国的态度、东盟的保护或美国的地区军事存在。后者虽然可能继续下去，但如果不与华盛顿的政治和战略谅解相结合，可能还是不够。
美国
研究人员强调，美国在维护亚洲安全上仍然处于核心地位，这是“二战”结束后存在的战略事实。在这段时期，美国实行了一项以远距离防御为核心的国家军事战略，并产生了对能力投送能力的重大投资，进而威慑全球。这些承诺最终得到了战略核力量的支持。同时，美国也尽可能地寻求保持对美国有利的地区力量平衡。美国在整个战后时期享有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说明这种军事力量投送战略是站得住脚的。
最近25年来，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不满以及朝鲜伊朗发展核武器，已经对美国传统的力量投送军事战略的可行性提出质疑。美国在这段时期的物质能力决不会减弱，其科学与技术基础仍然可以克服这些对手带来的作战障碍。支撑这种军事战略的真正障碍，实际上是来自当前政治领导人的性格和美国战略文化固有的争论点。民族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崛起和特朗普倡导的“美国优先”政策引发了对美国是否继续致力于维护全球霸权的严重质疑，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导地位仍然通过结盟加以实现，而后者正需求美国的力量投送才能保持一贯的价值和有效性。
五、亚洲各国军事战略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通过“美国优先”战略维持美国主导地位，可能最终比通过联盟的方式更加昂贵。尽管后者要求美国承担生产一些全球公共成本，但与共同安全给华盛顿的净收益无法相比。
如果美国继续通过维持力量投送能力捍卫全球霸主地位，那么中国将从宏观战略和军事战略两个层面对美国霸权构成最大威胁。中国军事能力的扩张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其环境因素、物质能力增强、坚定的领导层以及本身的战略文化，都将使中国成为相当可怕的威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已经不能使俄罗斯脱离与中国结盟。虽然俄罗斯的物质力量正在削弱，但在一些特定领域的能力依然强大，在支持中国的时候，将给美国带来更大的麻烦。
在这种环境下，日本的国力仍然能够给美国带来莫大的好处。日本的物质能力充足，军事力量强大。但日本的战略文化冲突可能会阻止其将作战潜能发展到有效补充美国亚洲地区军事力量的程度。韩国同样受到自身战略文化、与日本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猜忌以及同情中国等因素的阻碍。另外，朝鲜带来的巨大挑战也使韩国难以拿出国力和军力来协助美国保护亚洲的自由主义秩序。
鉴于反对中国崛起的政治动机，印度无疑仍然是这方面的重要合作伙伴。印度物质能力的不足，战略文化上的犹豫不决，以及体制和领导方面的问题，都意味着在有能力独自抗衡中国之前，美国必须对印度做出援助。在做到这一点之前，与美国合作制衡中国仍然是新德里、也是华盛顿唯一可行的选择。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在这方面也可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值得美国对其国力建设进行投资。
由于美国大部分亚洲合作伙伴在宏观战略和军事战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因此保持该地区“有利于自由的力量均衡”将依赖于美国的复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包含了这一远见，但成功的前提是美国政府制定明智的政策来恢复美国的实力。因此，美国必须认识到，与经济自给自足和战略唯物主义的替代方案相比，美国的同盟与伙伴关系才是保护美国霸权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