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一个国外的科学家，选择安乐死，但人家是活的时间太长100多岁，而这个故事却是一个和经济有很大关系的不得已的选择。。。
文|盛梦露 编辑|王珊
一场由“死者”导演的车祸，让两个人背负上杀人的罪名。
万芳病重前是个快活的女人。她的皮肤白皙，嗓门大，打扮时髦，不像个农村妇女。万芳家在句容市，南京以东约40公里。几年后这里就要开通直达南京的快轨。房价蹭蹭上升，就像万芳一家的轨迹——丈夫王伟在上海打拼十五年后回句容买了房，儿子也在城里结婚生子。但自从2008年万芳患上宫颈癌，“家被拖垮了”，王伟说，为了看病九年间花去70余万，欠下20万外债。
徐永年比万芳小几岁，腆着肚子，沉默寡言。他初中辍学，17岁外出做水电工，接连遭遇骗局、车祸、拖欠工款。父亲臭他，说他是“倒挂”“穷光蛋”——没有房子，离异，欠债，还要供养读大学的女儿。2016年，徐永年买了一辆面包车，白天打工，晚上跑滴滴，收入才稳定下来。
十几年前，万芳为照顾儿子上学，租住在徐永年家隔壁，与徐的前妻成为朋友。但和徐永年，除了房子装修的时候找他帮过忙，两人并没有太多交集。
2017年5月23日，病重的万芳喝农药自杀，未遂。几天后，她给徐永年打电话，请求他开车将自己撞死。6月15日，徐永年获得王伟的认可，晚上九点左右，他踩下油门，向走在路边的万芳驶去。
（连接104国道和致远路的路口。徐永年当晚驾车从路口拐入致远路。路口以北没有路灯和探头。盛梦露 摄）
审判
宣判在王伟52岁生日这天上午举行。凌晨4点多，他照例起来拉货，载着泥土沙石在公路上奔忙。徐永年在两天前刚满43岁，宣判前一天，他到凌晨2点才收工。
9点半，在法庭被告席的木围栏里，王伟短小结实的身体撑着一身黑色衣裤，上身的夹克磨损严重。他正视前方，神色淡定。一旁的徐永年松松垮垮地站着，头耷拉在胸前。圆滚滚的肚子向下垂，他一条腿微曲，不停变换身体重心，像一只缺失水分的梨子歪在地上。
2017年6月15日傍晚，徐永年和万芳约在城郊一条昏暗的路上，徐永年先是开车把她撞倒，见她没死，又从她身上碾过，两次。
万芳在病房里撑了两天，拒绝治疗，回家后的第二天凌晨去世。
公诉人提到当晚如何驾车把万芳撞倒、二次碾压时，徐永年呼吸急促，头低得几乎要埋进胸口。
法官最后宣布，两人均以“故意杀人罪”获刑，徐永年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王伟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对于这个结果，徐永年表示不上诉。王伟显得不满，“判两年太重了……我一心一意对老婆，相当好”，声音被法官压了下去，变得嘟嘟囔囔。
他们的子女都没有出现在旁听席。
“儿子恨我”，王伟说。“怪我没告诉他，不然就阻止这个事。”
儿子王洪伟作为证人出席了之前的庭审。那天晚上9点多，他接到父亲电话，说母亲出车祸了，他去父母家收拾东西，看到客厅桌上有遗嘱，也没细看。回到医院，知道真相后，他的眼睛红了。
万芳的娘家人对王伟表示谅解，万芳的姐姐、哥哥说，王伟是个好丈夫，对万芳的要求都依着她。审判前一天晚上，丈母娘还带咸鱼咸肉给王伟吃。
徐永年没有得到来自家庭的理解。女儿徐艾青在外地读大三。出事后她很震惊。她说，自己的部分前途就此被扼杀。“国企或者公务员可能都会有政审，过不去的。我以后结婚生的小孩也不能当兵或者考公务员吧”。因为后妈的存在，她与父亲的关系本来就很僵，现在更糟——她只跟父亲用电话联系，内容限于索要生活费。
徐永年和父亲徐子祥的关系也跌入冰点。“我们现在见人矮三分”。徐子祥苦笑，“央视也采访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他出名了。”徐子祥望着院子叹气。
4月20日宣判后，审判长谭江宇出席新闻通报会。他提醒公众，生命权受法律保护，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同样构成犯罪。
冬去春来，新一年的绿色庄稼又覆盖了这片土地。田埂农舍，四处飘散花香。村里人渐渐淡忘了这件事。但关于这一离奇案件的叙述，仍在田间地头回荡。
不同人对“车祸”的动机至少有五种说法。
王伟在法庭内外不断高声重复，“她实在太痛苦了，疼得实在吃不消”。
儿子王洪伟说，母亲是不想拖累儿女，一死百了。
和王伟一家同个生产队的邻居说，万芳“就是想着早点死，男人早点去劳动”。
徐永年的父亲说，“主要他们夫妻俩想骗保”，儿子贪小利。“自己死方法不多吗？为什么要害人呢？”
王伟的律师说，农村风俗上对自杀比较排斥，“会有对丈夫儿子的不利言语”，因此她选择伪装成意外。
（2018年4月20日，宣判当日上午。这天也是王伟52岁生日。）
解脱
万芳第一次策划自己的死亡，是在2017年5月23日。一个阴天，她独自坐在老房子客厅的木质餐桌前，给王伟打了个电话，“永别了”，随后拿起手边的农药“草甘膦”喝下去。肿瘤引起的消化不良促使她把农药吐了出去。她的兄弟闻讯赶来，邻居说，破门而入的时候，万芳已倒在地上。
三年前，万芳的宫颈癌复发，进入晚期。她的主治医生，句容市人民医院血液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刘福平对万芳印象很深，“大多病人生病后都比较消沉，她性格开朗，不像个病人”。
刘福平说，一般肿瘤复发到死亡就是两年左右。万芳问她还有多久可活，刘安慰她，没事。
肿瘤刚开始在全身扩散，万芳的脖子左边长了一个小瘤子，但她还没有感受到疼痛，化疗后头发也没怎么掉，她常去跳广场舞，唱卡拉OK。2016年，她花3万块钱到处去玩，“福建、广州、北京、西湖，能去的都去了”，王伟说。
不信宗教的万芳还独自去句容的葛仙湖公园顶上花几千块请了个菩萨，供在老家二楼的屋子里。临死前，每个月初一、十五她都必须回家烧香，请菩萨保佑自己多活几年。
好景不长。2016年下半年，万芳开始感到疼痛——癌细胞扩散至肝脏、肾、腹腔。听周围人讲吃中药效果好，她四五个月没去医院，求了偏方在家吃药。
2017年3月底，刘福平最后一次见到万芳。她整个人黯淡下来，“消瘦，人很憔悴，皮肤灰暗了”。颈部的淋巴结已有鸽子蛋那么大。刘福平让家属准备后事。最后一两个月里，王伟来医院定期开吗啡，剂量从一天1颗加到一天4—6颗。
万芳的症状主要是呕吐和疼痛， “三天有两天半在吐”，王伟说，到最后只能喝一点鸡蛋汤，身上没有什么力气。最后万芳大小便失禁，王伟买了几十条毛巾照顾她，直到改用尿不湿。
在刘福平印象中，王伟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每次都陪着万芳，按时交费。夫妻俩没有情绪崩溃过。从业几十年，刘福平感到这一两年自杀的癌症患者多了起来。2018年才过去几个月，他的病房已经有两个癌症晚期患者自杀，一个跳湖，一个喝了农药。
王伟说万芳也想过投湖，但她会游泳，怕淹不死受罪；她找过一些人撞自己，但没有人同意。自杀失败几天后，她打电话给徐永年，请他开车撞死自己。
徐永年拒绝了。但万芳几乎每天都给他打电话发短信。徐永年在法庭上说，6月15日，万芳从早上7点就打电话求他，打了五六次。法庭上公布了一段录音，是当天他们三人最后的通话。
万芳在电话里说，“我觉得你的疑虑肯定有一点的，讲个不好听的话，人死如灯灭，过后什么事都没得了，什么事都没得了”“你也忘了，家里人也忘了，什么事都没得了。”
徐永年说，“我要被人家骂了你晓得吧？”
万芳的声音里有了小孩一般的哭腔，“你做做好事，我求你了，好吧？你让我快点吧，我实在在家太痛苦太痛苦……”
“老王怎么讲？你给老王讲。喂老王，这个事情你妈我真下不了手。”
“我晓得的，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你下手就必须要狠心，没得办法，她实在太痛苦难过”，王伟的声音显得平静。
“我要被人家骂死了！” “还是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也就算了，下手也就下手了”。
王伟说，“能给她帮一个忙就帮一个”。
“我帮了忙我车子多少钱都拿不到”。
录音终止在这里，法庭内一片寂静。
公诉人问徐永年，为何决定帮她。“天天在电话里哭啊，一时犯糊涂心软才答应了”。
当晚，万芳没有如愿死去。在医院她再度恢复意识，嚷着“要回家”，坚持不肯进ICU。万芳和王伟多次拒绝输血等治疗。
夜里，交警发现异样，拘留了徐永年。王伟塞了500元钱给交警，想送万芳回家。但被拒绝了。听说不配合治疗保险程序没法进行，万芳接受了保守治疗。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吃力地向警察陈述经过。
两天后，病情恶化，她返回家中，于6月19日凌晨去世。
家里没能按习俗给万芳摆起灵堂，公安和殡仪馆的车子就开进了村里，把万芳的尸体接走了。邻居都围上来看，才知道这家人摊上了事。大约一个月后，法医完成解剖鉴定，万芳才被火化。
葬礼在殡仪馆举行，万芳被直接送进了生前给自己和丈夫买的公墓。“花了一万六，是最高级的那种”，王伟说。
下雨没活干的时候，王伟就去给妻子扫墓。“她相当好，我坐在这里，饭菜做好给我摆在这里，酒炖好给我喝。现在最苦就是我，一个人回来，饭还要自己烧。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王伟的老家。盛梦露 摄）
疑云
撞车前的一个月，徐永年和万芳、王伟至少见了两次。
徐永年说，万芳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时，就提到了保险——万芳问徐永年的车有没有保险，听说有100万的第三方责任险后，万芳让他帮忙。那是徐永年第一次知道万芳得了癌症，喝过农药，不久人世。徐永年拒绝了，“这个忙帮不了，伤天害理，被别人骂”。
两三天后，万芳再次给他电话，称保险赔的钱，万芳家只拿丧葬费，剩下都给他。“撞死了你儿子不找我啊，家人不找我啊”，徐永年再次拒绝了。
万芳和徐永年认识十几年。两家住在一起时，万芳帮忙接过徐永年的女儿放学。几年前，万芳去找徐永年前妻玩。徐永年的女儿那时读高三，她记得万芳刚做了化疗，戴着假发，“待人都挺好的”。
万芳家和徐永年家几乎都从2008年前后开始走下坡路。2008年万芳被确诊宫颈癌，做手术切除了子宫和卵巢。2008年左右，徐永年开着助力车载母女俩回家，把一个老汉撞成植物人，在派出所里关了45天，赔了二十几万医药费，至今还有两三万借款没还清。
在法庭上，王伟说，找徐永年帮忙是因为他和万芳是很好的朋友，看他老实心肠好。但私底下，王伟承认，找徐永年帮忙是因为他穷。
2017年5月底，三个人第一次在万芳家客厅谈这个事，万芳在沙发上边哭边求，徐永年推脱说，熟人熟面，车子还是新买的。万芳和王伟都向他保证，自己是老实人，除去丧葬费保险费用都给他，会写遗书给儿子。徐永年表示，要考虑考虑。
回去后，徐永年了解到，他的车买的是家用车保险，如果运营滴滴，出事保险公司不赔的。他以此拒绝了万芳。
跑滴滴是他近几年最有起色的事。之前那场车祸让他把积蓄都搭了进去。后来，他做过包工头，但两个项目没拿到钱，成了冤大头。父亲徐子祥指着院子里的铁门说， “一直到去年过年才没有人来要钱”。2016年，徐永年花7万多元买了一辆白色面包车。白天打工，晚上跑车到十点多，每月有了稳定收入。
徐子祥回忆，2017年春节是徐永年最开心的一段时间，因为“过年开车生意相当好，最好跑钱了。”那时，万芳即将进行最后一次化疗。
第二次去万芳家后，徐永年把滴滴打车软件卸载了。
事发之前，和徐永年同居的女友洗衣服时，在徐永年兜里发现了一张协议纸条。大意是事成之后，万芳家人不追究徐永年责任，并给他多少钱。女友在公安局对此做了笔录，但这件事没有在法庭上被提及。
徐永年的女儿、父母表示，徐永年有个毛病，“爱占小便宜”。徐艾青说，父亲看起来很老实，但不安于现状——很想让生活过好一点。
6月15日早上7点多，万芳打电话给徐永年再次请求他。当天，徐永年开车去南京打工。傍晚徐永年又退缩了，7点半左右打电话给万芳说，自己晚上回不去了。万芳提出，要给他一张三万元银行卡作为保证，重申保险赔下来除了丧葬费都给他。徐永年“决定要帮她”。
万芳是个精明的人。她卖过保险，在医院做过后勤，邻居说她“什么东西一学就会”。王伟说，她霸道得很，家里钱都归她管，这场车祸也完全由她主导。
喝农药自杀后，儿子每天晚上回来都要查看她的手机，她把每条和徐永年通话、短信的记录都删除了。“不像那个人（徐永年）呆，手机上什么都有”，王伟说。
徐永年说，他把电话录音是怕事后王伟一家找他麻烦。
三万元银行卡的事王伟没有同意。“你要是留下证据来，我要倒霉，说我雇凶杀人。你要是死我不拦你，我不参与。”
晚上8点多一通电话后，万芳要走，王伟说，“你自己走我不帮你，小区路口都有监控，说我是帮凶”。
他告诉万芳：“你能死就死，不能死打个电话我们就来接你。”
两人痛哭，拥抱诀别，万芳说，如果有下辈子“还随你”。王伟盯着她缓缓下了楼。
万芳那天精神好了些，她骑电动车到小区大门外的“好声音KTV”门口，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回忆，万芳行动困难，此外没有什么异样。
21时许，交警大队交通事故处理中心民警协警蔡明忠接到110电话赶到出事现场。安排好伤者已经23点左右。蔡明忠发现，徐永平接受问讯时有些反常，于是调取了车上的行车记录仪，里面显示两人是认识的。
（夜晚的致远路。盛梦露 摄）
“车祸”
2017年6月15日，多云，夜里气温近20度。徐永年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无声地工作着。
致远路是句容西五环一条南北朝向的大路。南端连接着从南京而来的104国道，北边通往122省道。市内车辆很少从这里过，到了晚上，不时有巨型卡车从致远路轰鸣而去。
当晚八点半多，徐永年的车里放着民谣歌手赵雷的《画》，驶上了致远路。夜晚，这条路从104国道交叉口往北，一片漆黑。没有路灯，没有探头。他决定在这里撞死万芳。
歌声被万芳的电话打断。
“到哪了？”
“五环路红绿灯”
“往北方向。我在这个路上了，你在哪个位置?”
“我在马路东边这边。你下车吗？那边灯亮的是你吗?我看到了。”
“你在哪?”
“我在你马路对过。”
“我掉个头过来。”
徐永年把车开到万芳面前，问写给儿子的东西带了么，她说在家里，让他放心不会找他麻烦。
“好的，就这样吧”，徐永年让她到大路上走。万芳就在最东边的机动车道上，往北走。
律师在行车记录仪的视频里看到，天色昏暗，道路比较坑洼，“感觉车速一直很平稳，看不出很快”。万芳背对他往前走，走得缓慢。
车子离万芳100多米左右时，徐永年看了仪表盘，车速在30码左右，于是踩下油门，车速到50多码时，右侧车头撞到万芳。
保险公司的定损照片显示，徐永年的车只是外观受损。挡风玻璃右侧雨刮器下方有一小块碎裂，前车板右侧变形，大灯下方有点凹陷。
遭受撞击后，徐永年下意识地把方向盘向西打，一边踩刹车。万芳倒在车子右后方。他下车走过去，叫了万芳的名字。
“不行不行”，“我没死你再撞我一下”。
徐永年回到车里，倒车两三米，用右前轮压过万芳。下车看了看，又把车向左打，右后轮又从万芳身上压过去。之后，徐永年把车停到第一次撞完万芳停车的位置。
他下车看到万芳一动不动，以为她死了。他用那台金立手机拨打了110。致远路上漆黑一片。偶尔有卡车的轰鸣由远及近，车灯的光亮扫过。云雾遮蔽下的月光稀疏，道路两旁的树丛如小鬼歪斜着。
后来的尸检报告显示，万芳系宫颈癌术后转移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这次车祸对万芳的死亡进程“稍有影响”，仅仅造成“轻伤二级”。
（应受访者要求，除刘福平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