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看守所独家对话电信诈骗嫌犯：得知骗的是抚恤金我想放弃，主管不干！
嫌疑人阿翔在看守所接受记者采访
诈骗剧本
“我是南充市公安局民警
我们接到上海嘉定警方发来的公函
说你涉嫌一起拐卖儿童案件
请配合警方调查”
“涉嫌拐卖儿童案件”
电信诈骗链条
一线
成员都是大陆人，被限制在菲律宾一栋别墅内作案。每人手里有一个同样的电话“剧本”——谎称对方在上海涉嫌拐卖儿童案件。“电脑手”用A4纸打印出电话号码发给他们，每天要打约300个电话，每个电话都有录音。“电脑手”还负责通过软件将来电显示号码修改为受害人所在地的公安电话号码。目标锁定后，就转入二线。
二线
成员基本上是台湾人，负责冒充上海警方获取更多信息。
三线
成员基本上是台湾人，通过技术手段来骗取目标对象的钱财。让被害人去银行存钱到指定账户；如果钱多，会让被害人去银行办网银和U盾，然后通过技术手段将被害人银行账户内的钱转入公司账号。
每天，在菲律宾一栋别墅里，23岁的小丽和老乡阿翔都要打很多电话，绝大多数会被人粗暴地挂断，偶有愿意听她说下去的，这就是她的目标。
而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南充，大二女生小芳不幸成了她的目标。
电话里，她冒充南充公安局的民警，在阿翔的配合下，让小芳慢慢相信其涉嫌一起拐卖儿童案件，最后通过技术手段将小芳银行卡内的26万元现金盗走。
而这笔钱，是小芳父亲死亡的抚恤金。
目标
远在菲律宾宿务市的一栋别墅里，小丽按照“电脑手”通过A4纸打印出来的数十个电话号码，依次拨打。南充市某高校大二学生小芳的电话号码就在那张A4纸上
这是2017年7月初的一个早晨。20岁的小芳还躺在寝室的床上，她是南充市某高校的大二学生，难得上午没课，她可以睡个懒觉。
此时，远在菲律宾宿务市的一栋别墅里，小丽早已坐在那部熟悉的座机前，按照“电脑手”通过A4纸打印出来的数十个电话号码，依次拨打。这名来自云南的女孩，比小芳大3岁。初中辍学后在老家县城一家KTV当服务员。现在，她的工作是冒充警方，努力让机主“相信自己涉嫌一起拐卖儿童案件”。
小芳的电话号码就在那张A4纸上。
拨通小芳的电话后，小丽的身份已变成“南充市公安局民警”，她用一口普通话告诉小芳，他们接到上海嘉定警方发来的一份公函，称小芳涉嫌一起拐卖儿童案件，要求其配合南充警方调查。
“女民警”的话让小芳一头雾水。
“麻烦你走到一个安静点的地方，我这边跟你简单了解一下情况。”小丽建议。
小芳走出寝室，来到宿舍楼的一处拐角。
“你去过上海没？”
“没有。”
“那就怪了，你没去过上海，怎么上海那边会发公文让我联系你？”
“不可能。”小芳还是一口回绝。
小丽又改口说：“你这个文件是我们队长收到的，队长不在，晚一点我叫他打给你。”
通话结束的时候，29岁的阿翔就坐在小丽旁边，他也在忙着按照A4纸上的名单拨打电话。他明白小丽挂电话前那句话的意思。
狩猎
阿翔拨通了小芳的手机，自称是“南充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按照惯例，阿翔核实小芳的身份信息，并再次重复“你涉嫌一起拐卖儿童案件”
很快，阿翔就拨通了小芳的手机，自称是“南充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按照惯例，阿翔核实小芳的身份信息，并再次重复“你涉嫌一起拐卖儿童案件”。
“既然你说不可能，对方（上海警方）公文要求我们将你带到上海接受调查。”阿翔试图让小芳相信。“这样的话对我影响很大。”小芳的心里有些慌张，便让阿翔帮忙转接上海警方。
这个时候，阿翔将手伸向面前的座机，按了两次“#”号键，小芳的通话随即转到楼上冒充上海嘉定警方的“二线成员”。
小芳向成都商报记者回忆，当天联系到“上海嘉定警方”后，对方让她到校外开一个房间通过电话做笔录。
宾馆距学校并不远，前往途中，小芳手机上曾收到南充警方发来的一条短信，提醒她可能正在遭受一起电信诈骗……小芳说：“当时也慌了，没有细看内容。”电话里，民警还提醒小芳千万不能挂断电话妨碍警方办案，小芳特地返回寝室拿上了充电宝。
在宾馆里，“上海警方”通过QQ给小芳发来一个网址。“是一个检察院的网站，上面有我的照片、身份信息。”让小芳惊讶的是，上面确实提到自己涉嫌拐卖儿童。这让她当时就确信自己可能真的被人冒用了身份信息干坏事。
接受电话调查期间，小芳告诉了对方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其中一张卡里存有20多万元。对方提醒她这些钱可能是违法所得，需要暂时冻结。“这笔钱是我父亲的死亡抚恤金。”小芳说。但是为了证明清白，她依然按照对方要求，乘车回岳池老家拿上银行卡，然后前往银行激活网银U盾。
接下来，小芳又按照“民警”的指示，在手机上下载银行APP，前往网吧打开对方发来的网址，配合“警方”冻结账户资金。小芳回忆了一个细节：“当时他让我不要看电脑屏幕，只是用手按银行U盾的OK键就可以了，当时也真的是被洗脑了，竟然真的把脸侧向一边。”
事后，小芳发现与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号码变了，而且还新添了两个陌生的号码。
纠结
我和小丽都觉得小芳挺可怜的，于是我们就商量，这个钱不能骗，是人家爸爸死了赔的钱。上楼去找公司的负责人，这单能不能不骗了？但遭到拒绝
10月25日，岳池县看守所，29岁的阿翔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向记者平静地描述诈骗小芳的经过。
阿翔也是云南人，和小丽来自同一个县城。他说，直到当天晚上开会时，才听到“二线成员”说：“小芳这一单有进（意思是小芳已上当），有20多万，是其父亲的死亡抚恤金”。
这话让阿翔心里咯噔了一下，一旁的小丽抱着头趴在桌子上。“我和小丽都觉得小芳挺可怜的，于是我们就商量，这个钱不能骗，是人家爸爸死了赔的钱。”阿翔随后上楼去找公司的负责人：“鹏哥，这单能不能不骗了？”但遭到拒绝：“现在不关你的事情了。”
“我们也没法告诉她（小芳）。”阿翔说，他们给每一个“目标”打电话都有录音，旁边还有“电脑手”监督。“电脑手”除了负责给“一线成员”发放电话号码单，还负责通过软件将来电显示号码修改为受害人所在地的公安电话号码。
几天后，阿翔和小丽分别按照6%和5%的比例就小芳这一单提成，提成基数为13万元。
“当时心里很难过，觉也睡不着，这笔钱是她爸爸的死亡抚恤金，很过意不去。”阿翔说。小丽也感到内疚，“从菲律宾回来后，我也经常想起这件事情”。
放暑假回到岳池老家后，小芳一直没有等到警方打电话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大约20天后，她去银行查询账户情况，发现卡内26万元已被转走。她意识到被骗，将事情告诉了母亲，并前往岳池县公安局报案。
团伙
“一线成员”都是大陆人，负责骗取目标对象的信任；“二线”和“三线”成员基本上是台湾人，负责冒充上海警方获取更多信息，然后通过技术手段来骗取目标对象的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