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偶然在网上查新闻，才发现这么一条：11月22日，宋冬野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个人演唱会。或许是这次演唱会与萧敬腾的小巨蛋演唱会，金马奖颁奖撞期，所以在内地的媒体上，这次演唱会几乎没有报道。
这是一年内，宋冬野在台湾的第二次演唱会，第一次是4月1日的Legacy，千张门票在三天内卖光。事隔七个月，第二次演唱会就搬进了3000人场地的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和同天的萧敬腾小巨蛋比不了，不过，这也是张悬、蔡琴、陈升、张信哲、卢广仲等人曾开过演唱会的场所，当然，也算得上一次大型演出了。
宋冬野的走红过程几乎是奇迹式的。2013年6月之前，他还是免费走唱北京小酒吧的潦倒民谣歌手。自快男左立翻唱他的《董小姐》以来，他迅速变得家喻户晓。张曼玉亲自点名他为其创作歌曲，刘若英在微博上上传自己翻唱的《鸽子》，她说这是自己“想唱的歌”——所以，在11月22日那天，刘若英突然现身，挺着六个月身孕的肚子，与宋冬野合唱了那首《鸽子》。
但宋冬野在台湾的走红，仍然超乎人们预料。台湾文艺圈新的造神运动，为宋冬野开足马力。各种颁奖在没有本人到场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他，他的台北演唱会被认为是一次隆重的文化事件，圈子里那些以文艺范著称的明星比如卢广仲、hush都在谈论他，诚品书店上摆满红色的《安和桥北》专辑，签售会上三千张专辑被瞬间秒杀，女歌迷为他尖叫“宋冬野我爱你”，换来他微羞一笑，“对不起，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也许像二十多年前崔健在台湾的走红。1989年，崔健在台湾发表《一无所有》，这张专辑被马世芳等乐评人评为台湾百大专辑的第八名。彼时，台湾文化人来京，参拜崔健是重要行程。多年后，陈珊妮仍然对崔健推崇备至——她最爱的是崔健1998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这是一张几乎被内地乐评人忽视的专辑，却让陈珊妮在深夜里听了又听。
崔健和宋冬野如此不同。当年的崔健如此危险，如此野心勃勃，如此满不在乎，他唱的是“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因为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而宋冬野如此伤感，如此自溺，如此两手空空，唱的是“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这两句歌词简直是恰为镜像。《假行僧》是飞在蓝天之上的小鸟，而《董小姐》是徒劳的守望者，徒劳地望向天空，吹着口哨，但没有一只鸽子为他盘旋哪怕一圈。
彼时崔健对于台湾的魅力，大约就像民国时期革命男青年对于女文青的魅力。满足其对不确定、不安宁、波澜壮阔式人生的幻想，正如那时的北京在他们想象中一样。然而那喷薄而出的雄性激素，却让人或许不自觉地想与之产生关系——胡兰成对张爱玲说的那句：一切可能发生的关系。1992年罗大佑写了一首歌叫做《首都》，也正是这种幻想的投射。
到了2014年的宋冬野，北京对于台北来说，已经不是红色革命所在，也不是血色浪漫所在。内地和台湾经济实力此消彼长——岛内关于“大陆化”的讨论日渐高涨。而此时有了宋冬野，他有着北方人的体格，光头，看上去正是一个粗野的雄性动物。然而他的声音，他的世界这么柔情，不是南方式细软的柔情，而是北方的，茫茫荒野里一缕炊烟式的柔情。这些柔情，让台北的文艺青年找到了意料外的安全感——原来对方，未必是想象中的怪兽。台湾媒体一篇关于宋冬野的报道里这么描绘宋冬野的意义，“让观众逐渐感受到两岸同在中文世界中的、最深厚的文化认同”，而这篇报道的名字叫做《宋冬野传达另一种中国想象》。
12月2日，一个台湾少年在宋冬野演唱会结束一周后，在网上写了长篇博文来怀念这场演唱会，他写道，“至今不曾去过北京，无法明白那座城市的身世，也不会知道回不来的安河桥是什么模样。但我心里有我的安河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