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科幻片，和全民缺乏想象力有关系。而全民缺乏想象力，则要从国民性里找原因。
中国的国民性里最让人生气的就是“服从性”，“服从性”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别名，叫“奴性”。民国时，孙中山、梁启超、鲁迅都对国民性做了一些有力道的分析，后两位直接点出“奴性”，孙中山还很照顾地说“守旧法，无变通”、“缺乏主人翁精神”。
这种“服从性”的根源来自于“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原则。皇帝时代，当然强调服从，谁不听话就砍谁的头。张宏杰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认为，皇帝时代中，最坏的就是元明清，中国文明的倒退，也就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残暴，靠暴力统治。朱元璋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
皇帝时代过去之后，“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原则并没有马上被废除。在某段时期，还得到了强化。
那么，“服从性”和“想象力”的关联在哪里呢？一个惯于服从的人，他在意的是，现世安稳，按照大家所遵从的方式生活下去，“稳定压倒一切”，这是他内心的标语。
这其实是老年人的习惯。为什么我们要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呢，因为老年人的习惯就是“苟且偷生”，而且，偷得越长越好。因为生命已然不多，所以老年人特别怕死。年轻人则因为生命还漫长着呢，所以从来不会认为死是一个难题。年轻人不怕死，所以能出英雄。老年人怕死，所以我们很少看到有老年英雄舍生取义。
从时间上来说，我们这个民族算得上一个年迈的民族。而“暮气沉沉”也的确是很多人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批评。这种批评不见得很公正，但在某些事情上的确也有“被刺穿了”的感觉。“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惯性，加上民族的“暮气”，这些都使得我们的国民性中充满了非常阴郁的实用主义。
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服从者，往往都有一套人间生活指南，这份指南，就是他们生活的标准答案。按照标准答案生活，那就对了。对他们来说，做人最要紧的，不是开心，而是正确。各种正确，政治正确，生活正确，精神正确，肉体正确，情欲正确。既然已经有了指南了，那么，其它的可能性，还重要吗？
一个实用主义的人，一个服从者，往往不会有冒险精神。这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司空见惯了。各种聚会上，被问到最多的，或者聊得最多的话题往往是：你买房了吗？以及，找到对象了吗？生孩子了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个不冒险的人，试图迅速庸俗化身边每一个人的尝试。这两个问题无非是用砖瓦和肉体来固定住一个人。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真义在于，只有我身边每一个人都这么稳定住了，我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所以，每一个实用主义下意识都想让全世界变成和他一样。
我不打算让小孩上幼儿园以及幼儿园以后的各种教育机构，每每和朋友谈起这个构思，朋友的第一反应大部分是：不上学虽然看上去美好，但恐怕失去了和其他小朋友的交往机会，以后融入社会会比较困难吧。你看，人们最在意的是，怎样融入社会，怎样稳定地挂在这个社会的各种网络上，生怕从上面掉落下来，成为一个孤零零的零件。
这就是缺少冒险精神的体现。在所有的冒险中，最大的冒险是心灵的冒险。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正是这样的一场心灵的冒险。科幻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的离经判道。外星人的出现，就是对地球生活的一种遗弃；外太空的出现，就是对大气层的一种背叛；潘多拉星的出现，就是对人世守则的质问。从这个角度看，科幻是一种让人心惊胆战，灵魂出窍的东西。危险得很！
一个缺乏冒险精神的人，他是不会去想象宇宙的边界，心灵的浩瀚。他在意的是，让更多的财富为自己营造虚幻的安全感，让自己按照大家遵从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找更好的工作，如此而已。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家，往往被拍马屁成中国最富有冒险精神，最富有想象力的一群人。可是，他们的想象力是如此狭隘地集中赚取对他们已经没太多意义（除了数目上）的财富上，追逐除了数字上有意义其它方面没有什么意义的财富，这本身就是缺乏安全感，盲目的表现。
对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是买房，找配偶。对有钱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是赚取更多的钱。当这些事变得格外重要，人自然就被固定在这些事上了。而想象力也无从喷薄而出了。
再去看中国电影，目前最赚钱的，全是用非常直接的笑料作用于人，下猛药的喜剧片，这些正是实用主义的表现：管它三七二十一，总之先来一通心灵上的大保健。而其它电影，也大都在用俗套糊弄人，让人觉得似乎那就是该过的人生。真正有勇气揭示真相，并有勇气做大胆想象的电影少之又少。
在这么一种背景下，无法不对中国科幻片的未来觉得悲观。导演真的有想象力去拍吗？敢放任自己的想象力去拍吗？即使拍了又能取悦这些没有想象力的观众吗？